地方“非名校”怎么办?

时间:2018-04-11浏览:17设置

 “双一流”大学名单公布后,可谓“几家欢乐百家愁”。入选高校基本都是原来的“985”“211”高校,在已经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后,继续享受国家更多的资源支持,而其他绝大多数高校只能望“流”兴叹,依靠“双一流”高校百分之几的经费艰难维持。从过去的“985”“211”,到今天的“双一流”,把中国大学截然分为“名校”与“非名校”,导致整个社会产生偏见,使“非名校”毕业生在职业生涯中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,好像大学也有了“贵族”与“贫民”之分,这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,也与教育培养人的本质相悖。我国2600多所普通高校中,入选“双一流”的仅有百余所,没有入选的2400多所院校的毕业生在数量上构成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主体。可以说,未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,主力大军更多由这些高校培养。而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可以预见,未来的人才需求肯定是复合型、创新型和应用型的。所以,地方“非名校”应该如何发展,更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思考。这些高校如果一味追求论文、课题,既难以实现自身的发展,更不能承担起该有的历史使命,应该实事求是的重新定位发展战略,通过产教融合机制,扩大办学资源,培养更多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。笔者以为,至少应从理念、政策、学校自身三个层面建构中国普通高校务实发展、特色化发展的态势。

理念层面,应该形成产教融合的社会共识

     一、教育的本质决定了高校不能关门办大学

培养人才,是教育的本质,是高校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。所以,对于一所大学而言,办学的出发点应该是更好地培养人,而不应该为了办“名校”。虽然“名校”很多时候代表了更强的人才培养实力。但是在逻辑上,“名校”应该是一种结果,而不应该作为一个目标去追求。在社会发展中,教育链、人才链与产业链、创新链应该是有机衔接的,尤其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,高校更要打开围墙,全面融入产业、文化等社会活动中,构筑一条从科研创新到终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。

二、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决定了高校一定要能灵活策应

近些年来,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型产业的蓬勃发展,人才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。在“双一流”和“重点”大学之外,众多的普通地方高校肩负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、科技引领、产业引领、行业引领、文化传承、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等使命。应用型大学对服务地方经济发展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产教融合是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核心机制,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一招。如果能在“双一流”之外开辟另一条产教融合发展的轨道,将能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于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。

     三、产教融合是普通高校快速崛起的历史性机遇

 “产教融合”的“产”指产业,“教”指教育。产教融合概念本身就隐含了一个前提,即目前产业和教育还不够融合、还需要进一步融合。当前社会教育链和生产链的不吻合、人才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不适应等问题逐步显现,表现就是一方面毕业生就业难、一方面企业用工荒,深层原因就是在办学理念上普遍追求“学术性”办学经验,围绕着“一根指挥棒”,失去了大学特色。深化产教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,也是普通高校变道超车的时代机遇。发展实体经济,是未来数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。而发展实体经济,依靠的是科技创新驱动,科技驱动的核心在于人才,人才的培养在教育。科技创新引领的新型科技产业将更多表现为跨领域的融合重组,未来需要大量的复合型、创新型与应用型人才。那么这次高等教育供给侧的改革,更多的应该从地方高校入手,以产教融合为突破口,推动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,“试点建设,示范引领”,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做一次探索和实践。

政策层面,应该打造产教融合的生态

一、构建一条完整的科研成果转化链

产教融合可以将普通高校、应用型高校、高职院校、中职院校结合起来,形成一条完整的转化链。高职可以成为研究型大学、工程型大学等科研成果转化的转换器或者变换器。高职院校、中职院校离产业近,了解产业需求。应用型大学培养应用理论和科技创新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。以“双一流”为代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,致力于基础科学和科技的创新与突破。这样把职业学校、应用型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链接起来,实现全教育链和全产业链的融合。通过产教融合,将教学地点就从原来的一个变成两个,研究领域从一个变成两个,为未来教学的发展构建宽阔的空间。[1]

二、构建“产业、行业、专业”集成融合的生态系统

十九大报告中提出“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、科技创新、现代金融、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”。科技创新、现代金融、人力资源共同构成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要素支撑。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,创新驱动发展,其核心就是构建“产业、行业、专业”集成融合的生态系统,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点。“三业”融合不是简单的相加,而是各方的要素重组,涉及多方面的改变,比如观念的转变、师资结构的转变、人才培养方案制定、课程体系的重构、教学方式的革新等。[2]

具体而言,比如在高校评价上,不能局限于发表论文的数量,更应该强调研究成果创造社会价值的多少。

三、构建多跑道,实施应用型大学重点支持计划

建议国家在“双一流”之外,开辟多通道、多层次的支持计划,鼓励普通高校立足区域经济社会特点,创新发展模式。比如在全国遴选“应用型”转型意向明确、基础条件较好、与地方经济对接紧密的高校,实施应用型大学重点支持计划,在建设经费、政策等方面给予倾向性支持。尤其在目前应用型高校的建设内涵和发展思路还处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阶段,使部分高校成为标杆,引领中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标准建设,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实践经验。

四、多点突破,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培育产教融合生态

应当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,规划实施产教融合发展工程,落实财税用地等政策,优化政府投入。根据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,为有较强代表性、影响力和改革意愿的高校、行业和企业的融合发展破除机制障碍。积极引入第三方服务和评价机构,完善支持激励政策,积极培育良好的产教融合生态。  

高校层面,要推进产教融合的实践与研究

     一、理念再造,学习产出为本

地方高校不能盲目跟随名牌大学的脚步,必须立足实际,走适合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坚持“不忘初心、继续前进”。对于高校而言,就是要“建设人民满意大学,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,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”的初心。学校的教学目标、教学过程、教学评价以及教学改进的闭环,以学习产出的理念来设计,不仅着力于学业成绩,也着力于学生毕业后的人生发展。比如重庆二师,把学校发展聚焦于0—13岁儿童的发展,实现了学科专业的集成融合发展,树立了特色品牌,培养了一大批优势的毕业生。比如温州大学围绕温州制笔产业,培养了大批人才;充分发挥师范教育优势,培养了温州区域72.2%的名校长、53.1%的特级教师和55.2%的教学名师。高校应建立竞争性的人事资源分配制度,打破原有的按学生数分配模式,激励学院真正地成为每一个动车组的车厢,每一个学院都推动着奔跑。

二、组织再造,配强跨界融合

高校应该在组织上设置独立运营的机构,比如产教融合中心、校地合作办公室等,形成多维联动、合作共赢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机制。高校要积极进入国家的故事体系,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,努力构建政、企、校的命运共同体,让每一个校企合作项目能够自己造血。比如国家发改委的产教融合大楼项目,入选的高校应该以大楼为切入点,进行机制改革的探索,发挥市场的杠杆效应,成为老师带领学生在里面共赢共创共发展的命运共同体。高校应该打开围墙,主动和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建立合作关系,比如联合培养博士、联合共建实验室甚至可以合作建立分校。温州大学依托海外温州人,在欧洲建立意大利分校,为国际合作搭建了很好的平台,这种模式非常值得研究。

三、人员再造,师生共研共创

高校应该实事求是,根据发展定位对对教师进行分类评价,让不同专长的老师都能找到事业发展的兴奋点。研究型教师带着学生共研共创共发展;教学型教师不仅传授知识,也注重学生的能力、态度培养;应用型老师不仅获取横向项目,也能够带着学生去共同做应用和研究。与之配套,高校在职称评审、薪酬分配方面也应该建立多维评价机制,比如说研究型、教学型、社会成果推广型、教学科研并重型和育人型等,任何一条跑道上的杰出人才都可以在职称评定上破格,都可以入选特聘教授。对于高端应用型人才,要大力引进,深度构建教学体系,特别是课程输出,打造专业、创业、产业良性循环的三螺旋结构来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。

     四、系统再造,重构整合创新

高校应该创新引才机制,尤其是人才经费有限的地方高校,应尝试和政府、企业联合引进高端人才,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力中心和人才高地。学校应将教学平台、科研平台、产业平台融通起来,服务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。学校应尝试构建多主体参与、多形式运行的产教融合模式,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,尤其是拓宽企业参与途径,以产教融合集团建设为切入点,推动高校运行机制改革,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共享组织体,建立“校中厂”“厂中校”,构建学生、教师与企业生产、研发零距离对接的教学培养机制;对接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,与政府共建智库。  

(来源:中国教育智库网)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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